作者:陈诗笺 高达 摘自:读者微信公众号“人物”
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,并且等待仍遥遥无期。随着新一代航天员的入场,现年53岁的邓清明能够“飞天”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。但他始终坚信,付出必有回报。最近的一次
邓清明在充满轰鸣声的飞船里醒了。他的耳塞掉了,噪音涌进耳朵,四周一片亮堂堂。那一瞬间他有些茫然,记不清楚这已经是他进来的第几天。
这是一个仅有20平方米的空间,里面有两个人,邓清明和陈冬,他们要在里面待33天,吃喝拉撒睡和工作,都在这里。几个月前就做好的食物,加热了就是一顿饭。擦一擦身体就算洗了澡。明晃晃的灯一直开着,机器一直在响,厕所的臭味一阵一阵地飘过来。
空间逼仄带来的压抑是不断累积起来的,许多宇航员在这个过程中患上了“狭小空间游离症”。为了转移注意力,邓清明和陈冬在里面说起了故事。
33天后,他们出舱了。这不是“飞天”,只是在位于北京航天城的模拟仓进行最终“飞天”的模拟实验。出舱那天,是2016年6月11日,叶子绿了,夏天来了。邓清明想好好洗个澡,然后吃一块西瓜。
4个月后的10月16日,陈冬成为神舟十一号“飞天”的最终人选,而比他大12岁的邓清明以零点几分之差成为“备份”,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
他依然记得三年前,执行神舟十号任务时,女儿邓满琪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代职,他则作为任务“备份”乘组成员入住问天阁。由于航天员乘组要在飞行前进行医学隔离,父女二人约定,每天晚饭后,隔着问天阁的围栏见一面。
父亲在围栏里,女儿在围栏外,相距10多米。每次道别时,女儿总是说:“爸爸,你要加油啊!”一次分别后,他从女儿的背影中,感觉到她哭了。他也想哭。
这一次,他还需要等待。
11月18日,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。迎接景海鹏和陈冬的是无数关注的目光,连围观的牧民都为自己能够目睹这一切感到幸运。
而属于邓清明的欢迎队伍只有两个人。从酒泉返回北京的那一天,女儿邓满琪和妻子一起去机场接他。她们在家里备好了一桌饭菜和红酒,带去了鲜花。妻子还特意穿上了红色的衣服,笑容满面。邓清明
回到北京的家里,航天员邓清明走进卫生间,打开水龙头,水流声盖住了他的哭声。在之后的一些场合,他不断地表示,这是他最接近太空的一次。那一年他50岁,距离1998年入选为航天员,已经过去了18年。消失的人
这是一个会在日常生活中“消失”的职业,是否能够“飞天”都不会改变这一点。
1997年年底,中国第一批航天员来到北京航天城,在花了一周时间收拾完航天员家属楼后,他们才知道,原来自己不能和家人一起住在這里。
他们搬去了另一栋神秘的“红房子”,那是航天员公寓。包括邓清明、杨利伟在内的14名航天员都住了进去。他们距离市中心只有20多公里,距离家人只有一个院落的距离,却像隐居一样,与世隔绝。
士兵严密把守,外人不得入内,一周五天都是如此。进出公寓都要拿交钥匙,登记时间,专车接送,专人护送。他们不能在外面吃饭,不能私自外出,即使是集体出行,也必须坐火车,且不能坐同一列火车。
在航天员之外,他们大多还担任了父亲的角色,但总是没办法见证孩子的成长。邓清明的女儿邓满琪小时候喜欢看天,因为只有一直盯着天空看,才可以在飞机经过的时候第一眼看到。在她看来,飞机就是爸爸,爸爸就是飞机。
由于不能暴露身份,对亲属之外的人来说,他们的缺位更像是一种“失踪”。可是一旦成功“飞天”,这些航天员的存在感并不亚于当红的明星。杨利伟是第一个,也是收获最多瞩目的一个。
邓清明从未“飞天”过,当红不是他的烦恼。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他们的名字,会发现已经“飞天”的航天员们的搜索结果是百万级,其中以杨利伟最多:833万个。而邓清明的搜索结果是万级:8.9万个。
2006年,他以微小分差落选神舟六号任务。飞船还在天上的时候,他难得有空参加女儿的家长会。那一天,恰好有记者到学校采访费俊龙、聂海胜的孩子,现场一片热闹。邓满琪也是航天员的孩子,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她。
那个时候,女儿对他哭:“为什么你总是上不了天啊?”他也没办法回答。这是不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拔,不是B角可以如愿走上舞台的励志故事。他只能挤出一脸笑,宽慰女儿:“还有机会。”等
对中国的航天员来说,等待是常态,那始于1995年。那年冬天,第一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正式开始。
那次选拔的规模几乎是空前的。99%的淘汰率,3000多名参与初选的飞行员,为期半年的初选体检,长达两年的筛选,层层淘汰,最终只留下了14个人。邓清明是其中一个。
24年后的今天,当年的14个人中有8个完成了“飞天”,5个停航停训,剩下唯一一个现役且没飞过天的,就是邓清明。
但在当时,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未知的等待。任务很多,他们要在四五年内完成八个大类、上百个科目的学习和训练。
训练的辛苦甚至痛苦是常态,它们被描述过很多次了。头低位卧床训练时,他们要连续5天呈负6度卧姿,头低脚高,还要控制饮食进水量、清洁个人卫生。模拟失重训练结束后,他们普遍会轻上四五斤。心理训练要考验他们承受疲劳和寂寞的能力,整整72个小时只能工作不能睡觉。高速离心机把他们的五官挤压到变形,有航天员找到拍下离心机训练镜头的记者,恳请他不要让画面出现在电视上,担心父母看到会受不了。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,邓清明身体僵硬,手会抖,想吃饭,夹起的菜能被抖到地上。
休息日没有了,睡眠也要压缩,没有娱乐活动。很多人从进入航天城的那一日起就没出去过,北京和以前一样遥远而陌生。
“神十”任务后不久,邓清明在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了肾结石。这是中年人的常见病,结石很小,也不用做什么处理。但航天员不行,一点点微小的结石都可能在失重环境下造成严重后果。邓清明堅持做了两次超声波碎石手术,才把结石彻底处理干净。
邓满琪看着爸爸遭罪,心疼得直掉眼泪。邓清明后来说,为了“飞天”,再大的痛苦他也愿意承受。“已经等了16年,绝不能因为这几块小石头受影响。”
结果,三年后的“神十一”任务,他又成了“备份”。“神十一”发射前一天,最终“飞天”人选确定了,是景海鹏和陈冬。邓清明又一次止步于发射塔前。轮到他发言时,他停顿了一会儿,转过身,面向景海鹏,紧紧地抱住他说:“海鹏,祝贺你。”景海鹏也说了句:“谢谢你。”
整个问天阁大厅寂静无声,许多人流了眼泪。付出必有回报
2010年,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,新的航天时代来临。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要求,也需要新一代的航天员:既需要航天驾驶员,又需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;既要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,又要从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中选拔;既要选拔男性航天员,也要选拔女性航天员。
第二代的7名航天员都有本科学历,在2010年,他们最大的35岁,最小的30岁。第三代航天员尚未选出,而邓清明今年已经53岁了。
希望还是有的。尽管中国首批航天员满50岁就停飞了,但在全球范围内,高龄的宇航员也有先例:约翰·格伦是美国首位环绕地球飞行的宇航员。1998年,“发现号”航天飞机发射,77岁的格伦又一次参与了太空飞行。
邓清明依然在等。在他的自述里,有关这种等待的感受被叙述得非常平静:“目送自己的战友一次次‘飞天’成功,一次次载誉归来,说心里话,没有失落感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别人可以执行任务,而我不行呢?航天员是我的职业,身为一名航天员却没有执行过‘飞天’任务,那不是我的失职吗?我一次次地问自己,但任务计划安排却没有给我太多时间整理负面情绪。”“神十”成功发射后,“备份”乘组的3名航天员马上收拾行李,准备返回北京航天城,为正在飞行的战友做地面支持工作。这时,任务总指挥长经过他们身边,用拳头在3名“备份”航天员肩上轻轻捶了两下,又竖起了大拇指。
2018年,邓清明登上了央视《朗读者》的舞台。在那里,邓清明讲述了他苦等20年却依然没等来“飞天”的故事,让现场观众深受感动。有网友说:“不论如何,在中国航天员的身上,我看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光芒。”同样在2018年,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以全年发射37次全胜的成绩,让中国成为全球年度航天发射次数最多的国家。航天员们想要去的地方,就是我们未来的路。
(王传生摘自微信公众号“人物”,本刊节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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